熱門精品專業張浩/文《財經》雜志
一身休閑裝束，樂觀、激情、充滿活力，這是56歲、有“創投教父”之稱的約翰多爾(John Doerr)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4月24日，這位硅谷頗具傳奇色彩的投資者，帶領美國著名風險投資基金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來到中國，宣布與華盈創投(Venture TDF)共同成立凱鵬華盈中國基金(KPCB China 下稱凱鵬華盈)。很多人都認為多爾來得太遲，但他還是我行我素地帶著一支由中國本土資深投資者組成的團隊以及3.6億美元，來中國尋找新的投資目標。
這是KPCB的第一只海外基金。2006年以前，這家著名的風險投資基金最遠的“跨境投資”，不過是延伸到猶他州的鹽湖城而已。大部分美國風投基金都是如此。“這完全是項新的挑戰。老實說，我們有90%的投資都是投向公司方圓60平方公里以內的公司。”KPCB的另一合伙人，塔史萊(TadSchlein)說。
KPCB創建于1972年，與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并稱為全球創業投資領域的雙子星座。35年來，KPCB先后投資了475家企業的創業者及企業家，名單中囊括的名字讓人眼花繚亂，有谷歌(Google)、美國在線(AOL)、亞馬遜(Amazon.com)、康柏電腦、Netscape、蓮花軟件、太陽微系統(Sun Microsystems)等等，都是全球IT與互聯網行業曾經與現在炙手可熱的名字。目前，KPCB所投資的公司中已有150多家成功上市。
“中國目前處于一個很好的投資機會，我們非常希望能有機會參與這一個歷史性的時期。”約翰多爾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絲毫不掩飾對中國風險投資市場的興趣和野心，“這里將是所有市場之母。”
“九號基金”
約翰多爾最初只是英特爾公司的一名銷售人員，但在過去27年時間里，成為美國硅谷風險投資的“皇帝”。
思科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形容多爾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風險投資家”；Google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則稱他為“Google 最好的董事之一”；亞馬遜的貝佐斯，更將多爾和他的KPCB稱為“互聯網的重心”。
是什么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風險投資者？多爾自己給出的答案是——運氣、對創新與企業家的天然熱衷，以及遺傳自父親的雄心勃勃。
1974年，多爾來到硅谷，加入了當時的小型芯片制造企業——英特爾，英特爾當時剛剛發明了著名的8080微處理器。回憶當時的情形，多爾慶幸，“自己在正確的時刻來到了正確的地方”。多爾在英特爾成為業績最為突出的銷售主管。
1980年，多爾被朋友推薦到KPCB做“兼事勤雜工作的辦事員”，工作是檢查新的商業計劃書。面試中，他提出希望自己創業，而KPCB的四位合伙人承諾說，就像他們曾成功孵化Genentech和Tandem電腦一樣，多爾并非沒有機會。
多爾進入風投正逢其時。1980年蘋果電腦上市，硅谷的活力正在被擴大、釋放，各種圍繞微處理器展開的技術創新，被多爾總結為“我們見證(并從中獲益)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合法創富”。
就在1980年，斯坦福大學教授福雷斯特巴斯基特向多爾推薦一個名叫“斯坦福大學網絡”(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項目，這一生產低價工作站的學生項目，變成了后來的太陽微系統。
1981年，在加州理工大學的一次會議上，多爾又認識了兩名教授，加州理工大學的卡福米德(Carver Mead)和斯坦福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米德和多爾共同創建的專攻“對硅進行編輯”的公司Silicon Compilers，成為了多爾孵化的第一家公司(最終這家公司在11年后以1.42億美元的價格被出售)，而克拉克在14年后創立了網景。1982年，三名得州儀器公司辭職的員工在餐廳紙巾上寫就的商業計劃書，變成了后來將IBM從PC霸主地位上拉下馬的康柏。
多爾也被稱為“反蓋茨主義者”，因為他幾乎對每個與微軟競爭的公司都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包括Intuit、Netscape以及Sun。KPCB甚至設立了一個Java基金、提供制造Java產品及服務的創業家，而微軟視Java為它的Windows作業系統的一大威脅。
不過，多爾最大的影響力還是在互聯網上。1994年起，在多爾的支持下，KPCB投資了無數家網絡公司。除了亞馬遜，還有幫中小企業提供網絡服務的Concentric、利用有線電視網提供網絡接入的@Home、在線旅游中介Preview Travel、體育網站Sportsline、搜索引擎Excite、在線拍賣網站Onsale。這些公司有些已泯然于歷史，有些仍然活躍，但基本上都給KPCB帶來了高昂回報。1995年KPCB主導創立的@Home為其帶來了87倍回報，亞馬遜則有44倍，Excite為72倍——多爾曾說過的“互聯網被低估”和“互聯網正在變成所有事情的答案”，在2000年前后被無數次重復。
KPCB歷史上最冒險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期基金投資，發生在1999年，這筆投資被命名為“九號基金”。僅用了十個月，多爾和他的合伙人們就將全部5.5億美元投出，但很長時期內顆粒無收。其間為KPCB工作的合伙人中，已有六名離開。
在九號基金的項目中，投資1250萬美元的汽車網站Autotrader，到2004年方取得贏利；而980萬美元投資的健康保險網站e-Health Insurance則一直未取得成績；550萬美元投資的在線醫藥購買網站Ethnicgrocer，最終在2002年賣給了國際醫療交易公司；網景創始人克拉克創辦的個人金融及財務管理網站myCFO，則在投入了2200萬美元后，最終虧損出售。
不過，這一期基金投資中，還有Google。這是多爾歷史上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一筆投資，雖然多爾承認在1999年，其實他也并不清楚當時的搜索引擎會成長成什么模樣。
多爾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回顧了他與Google創始人的第一次見面。“1999年，我碰到了佩奇和布林。他們來拜訪我。他們那時還在斯坦福大學，當時這兩個學生開發出的搜索引擎占用了學校一半的帶寬。他們給了我一份計劃書，并且說應該給他們投資。我就問，你們的生意有多大？他們告訴我：‘100億美元’，我差點從我的椅子上掉下來。我說，你們指的是市場總額嗎？他們說：‘不，指的是收入。’我真的從椅子上掉下來了。”
最終，約翰多爾代表KPCB為Google注入1250萬美元股本金，擁有10%的股份，這筆投資在Google公開上市之后，增值到30億美元。之后KPCB幾經拋售，目前還持有250萬股；以Google現在每股470美元的股價計算，總市值接近12億美元，加上之前陸續拋售所得，其總回報已接近50億美元。
首站中國
經過30多年的發展，KPCB終于開始籌劃“進軍國際市場”。而在約翰多爾的規劃中，國際化首站定在了中國。
4月24日，KPCB正式宣布，已與華盈基金合作設立首只海外風投基金。這只風投基金名為凱鵬華盈中國基金，規模3.6億美元，在北京和上海均設有辦事處。
“我們知道應該到中國，中國將成為國際創投業的主流市場，但是此前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融入中國。”多爾坦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以及創新型企業急劇增加，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不能盲目地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互聯網在2005年出現新一輪創業熱潮時，幾乎所有的著名風投都在涌向中國，但KPCB在研究中國的投資環境，并用了兩年時間思考和尋找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
多爾在專訪中告訴《財經》記者，從他第一次來北京，三年已經過去了。多爾用了三年時間研究出的結論是，KPCB不能錯過“這一個歷史性的時期”。
在過去三年里，KPCB的合伙人一共來過中國47次，開了大約150多個會議，同30多家風險投資機構進行了接觸，去過五所大學，與40多位中國企業家進行了多方溝通。“KPCB對中國市場一直有非常長期的戰略規劃，KPCB有五個專門的美國負責人一直參與這項工作的籌備。此外，我們以前只有一位合伙人懂漢語，而現在有八名合伙人能夠說普通話，這對于KPCB進軍中國來說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里程碑。”多爾說。
其實，KPCB對于中國的關注從2000年以前就已現苗頭。1999年加入KPCB的Aileen Lee正是多爾所說“第一個會講漢語的合伙人”。她曾任職于主要由在美華人創業者組成的華源科技協會。正是由于華裔背景，2005年她成為第一個來中國的KPCB合伙人。
也是在2005年夏天，KPCB合伙人隊伍迎來了第二位華人——鮑康如(Ellen Pao)，她隨后協助約翰多爾和塔史萊主要負責中國戰略，并成為此次促成凱鵬華盈合作的關鍵成員。另外在2006年，李穎、Wen Hsieh和李怡平(James Li)等三位中國背景的專業人士相繼加入KPCB，也被視為KPCB進軍中國的前奏。李怡平曾在默克公司工作15年，離開時的職位是亞太地區市場主管。
然而，出乎大多數人意料的是，在2006年大量招兵買馬之后，KPCB的中國投資并沒有由原先的華裔團隊領軍，而是由賽富投資前合伙人周志雄和華盈基金創始人兼總裁合伙人汝林琪共同打造凱鵬華盈品牌。
對此，約翰多爾解釋說：“KPCB在美國硅谷的幾位中國背景合伙人非常優秀，也很有經驗，但是如果想給中國本土市場上的創業者提供最好的服務，我們需要的是像Tina(汝林琪)和Joe(周志雄)這樣在本土市場非常有經驗的領軍人物來做這件事情。他們不僅僅是業績卓越的投資專家，更是一支創業的隊伍。”
同樣，鮑康如也向記者表示：“我們雖然已經在硅谷開展風險投資業務35年，但進入中國市場后將失去這一優勢。KPCB需要尋找曾經在中國本土獲得成功的投資者。”
周志雄和汝林琪兩人都是在1999年進入中國創投領域。汝林琪投資的知名企業包括阿里巴巴、璽誠傳媒、百度、分眾傳媒和華友世紀等；周志雄則在賽富期間參與了盛大網絡、橡果國際、ATA、世芯電子、銀聯商務及環球雅思等眾多投資。
KPCB比其競爭對手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進入中國晚了整整兩年，但約翰多爾并不覺得遲。“中國的經濟永遠在那兒，而且會不斷發展壯大。我們抱著開放的態度，不斷來到中國，同中國企業家、風險投資人以及各方面人士溝通和了解，抱著開放和謙卑的心態來了解中國市場。我們經過深思熟慮以后覺得，現在正是一個最好的時候。”
“第五種模式”
在KPCB正式進入中國的一個月前，沃頓商學院就刊登了其教授肯特斯邁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魯邁特里克(Andrew Metrick)與KPCB合伙人塔史萊就進軍中國風險投資市場模式的對話。其中，塔史萊總結出了美國風險投資基金(VC)進軍中國市場的四種模式，即旅行者VC采用的“沒有領導者”模式、雇用初級創投人士的“烤鰻魚卷”模式、由GP(普通合伙人)變身LP(有限合伙人，即投資人)的“北京烤鴨”模式以及“連鎖店”模式。
當時，塔史萊表示，在中國招聘足夠資深的創業投資家或其他背景的專業人士，“讓他們成為普通合伙人，自己作決策，不需要在美國遙控他們”，這種“連鎖店”模式在中國進行創業投資時，是惟一可以持久實施的模式。
然而，一個月后，塔史萊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認為，如今KPCB進入中國，原先的思路已經過時，凱鵬華盈應該屬于新的“第五種模式”。
塔史萊認為，“關于什么時候進入中國，進入中國的方式是什么，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去研究。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誰來領導中國基金，選擇什么樣的團隊。”
約翰多爾如此解釋KPCB和凱鵬華盈之間的關系：在凱鵬華盈成立之后，KPCB中國和KPCB美國將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實體，在全球層面上都是合作伙伴的關系，凱鵬華盈和KPCB美國之間不存在“誰為誰工作”的問題；兩邊都獨立地作決策，獨立招募人才，同時，兩個區域將實現資源共享和利益共享。中國團隊有權利根據市場的情況，根據全球的平臺決定怎么樣最好地為企業家提供服務。
“這是最適合我們的投資模式。”在塔史萊看來，凱鵬華盈比其以前說的四種模式都要好。“凱鵬華盈管理團隊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長期致力于幫助企業家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推動中國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增長和創新。”
凱鵬華盈合伙人汝林琪認為，華盈基金在中國已有七八年的歷史了，與KPCB分享經驗，將把各方的優勢結合在一起。第一，KPCB是全球著名品牌，可以給企業家很多我們中國團隊不能帶來的資源。第二，華盈很幸運、很成功地培養了一些像阿里巴巴、分眾傳媒和百度這樣的中國成功企業，凱鵬華盈可以更好地使中國行業領頭者跨進國際市場。
“其實沒有這樣的組合，KPCB在美國、華盈基金和周志雄在中國各自也都可以做得非常不錯。”多爾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KPCB和凱鵬華盈品牌都是屬于我們整個合伙人團隊的。”他希望，經過十年的發展建設，到2017年時，凱鵬華盈應該成為一個長遠而強大的全球投資平臺。通過創建凱鵬華盈，可以幫助創業者和企業家進行更多的嘗試，從而給創新、技術和企業帶來更大的影響。
4月24日，凱鵬華盈創投基金宣布正式募集完成，一期基金規模為3.6億美元，幾乎是紅杉資本中國基金的兩倍；凱鵬華盈目前擁有四名合伙人，也是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建之初合伙人數的兩倍。
多爾解釋，規模并非是評價風險投資基金(VC)的惟一考量因素，基金合伙人的數量以及資金運轉的周期，同樣是一個VC成功與否的標志。多爾認為，3.6億美元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數字，并非太大，但也不會局限其在華的發展。
下一個Google
正如比爾蓋茨預言“下一個比爾蓋茨”會誕生在亞洲一樣，約翰多爾也期待在東方發掘出“下一個Google”。
多爾介紹說，KPCB未來最主要的投資目標是初創公司，除了傳統的信息科技、互聯網、媒體和移動通信等熱門領域外，最感興趣的領域是新興消費業、醫療和綠色科技型企業。
“互聯網是迄今為止這個星球上最偉大的創造，而綠色科技則是21世紀最充滿商機的領域。”多爾說。
綠色科技主要是應用在水凈化、替代燃料開發、空氣質量提升、納米技術、可循環再生能源以及交通等領域的科學技術。“城市化進程將使全球城市人口增加兩倍，其中大部分會在亞洲特別是中國發生，‘這里將是所有市場之母’。大約40億人會涌入到城市，也就是說，今后50年意味著我們每年要建一個像曼哈頓一樣大的城市，這些都是投資機會。”
多爾放言：“沒有任何時候比現在更適合啟動或加速綠色科技風險投資了。”
多爾看好綠色科技在能源開采、發電、凈化水以及交通等領域的應用。
不過，多爾坦承，中國的電力、交通和水市場都沒有實現市場化，將會阻礙相關產業的發展。盡管這些領域的用戶數量巨大，政府機構需求龐大，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都不太善于向政府機構推銷他們的產品。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財經》雜志網站www.caijing.com.cn
安徽新華電腦學校專業職業規劃師為你提供更多幫助【在線咨詢】
